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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中国一个贫困家庭看政府责任――特别邀请君子豹同学发表意见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居住在我祖籍的表哥,我亲爱的安姑姑的儿子。

表哥这些年是靠亲友帮忙和两个小儿子养活的,直至今年五月,到了拿退休金的年龄,他每月可以有一千五百元。这笔收入要养活他、他太太和智障大儿子。他说发了退休金之后,他每月要存五百元给大儿子,供他们夫妇去世后养这个儿子用。那么他和太太年老休病了又怎么办呢?一千元够一个小城市三口人的日常开销吗?

他们住的是位于老城中心我家劫后余生的一小处祖屋,据说很快要拆迁开发,能补他们两套一百平米的单元房。他家计划自住一套,出租一套。当地这样的一套房每月可租700至1000不等,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来养两套房(物管费、水电费之类)和吃饭。百年之后,除了存款,他们可以遗传两套房给大儿子。

表哥的贫困一开始绝对是时代之祸。要不然,他今天可能会是留美归来的台湾精英。

这话要从我的安姑姑说起。

安姑姑比我父亲年长十来岁,抗战时已是一个品学兼优的热血中学生。她与家乡另外三个同学,在本家大哥(中共地下党,武大学生)的影响下,决定奔赴圣地延安。可惜离家未远,她和另一位男生被家族追回。另外两位是两兄妹,抵达陕西后,在榆林公路国民党为专门跑延安的青年所设的关卡处,哥哥被扣留,经策反进了国防部二厅。他后来回家乡娶了我姑姑,在历史上某一时期,算是我的姑父。此人的妹妹终于到了延安,嫁了一位中共高官,建国后其夫当了共和国的部长。

49年改朝换代,安姑姑怀着表哥,又担心父母安危,没有随夫逃台。当时并未料到会分开很久,总觉得过几年国军又打回来了,却未料一别成永诀。这位姑父到台湾后官运亨通,后来也娶妻生子(其中一子毕业于哈佛,与小马哥有差不多的经历,只是没入政坛而已)。如果安姑姑随夫而行,以她的学识、教养及风度仪表,她会是那个小朝廷的高官夫人中比较醒目的一个,而今天的表哥肯定也会是另一种命运。

安姑姑冒险葬翁,背负着敌特反革命家属的罪名,没有人敢娶她而受连累。她在当地教书、行医,一个人把孩子养大。但终因生活困难,表哥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。文革中作为下乡知青,也因出身问题在乡下备受欺凌。改革开放后,表哥顶替姑姑回城工作,但带回了乡下娶的文盲太太和生的孩子。八十年代,他在台湾的父亲通过美国的亲戚,有时会寄一些美元过来,以表其愧疚与补偿之心。但此人和安姑姑去世后,这笔外援就没有了。

表哥的大儿子出生的头几年,这个家庭是很快乐的,姑姑十分疼爱这位长孙。但好境不长,生活的压力让这个孩子早早就打工为家挣钱,没有象他的两个弟弟那样考上大学。后来又因婚姻和工作的不顺,或许还有小时家境的穷困,表哥的长子渐渐变得自闭,不能工作,又得不到及时医治,慢慢就成了智障残疾。他的两个弟弟倒是上了不错的大学,毕业后,都在大城市工作,一为律师,一为医生,每月都能寄一些钱回家,养活父母和长兄。这些年,他们家主要靠这两个儿子寄来的钱过日子。

从表哥的个案看,他和其长子一生的不幸肇因于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,这肯定与政府有关。但我们也看到,他的两个小儿子,因为适逢改革开放后较为公平的高考制度,没有受到家庭影响,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,还能接济父母与兄长。除了个人才智与努力,自然这也应该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。所以,我认为,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,确实给了不少普通人更多更好的机会。仅就这一点来说,执政党比过去有进步。

反之,如果他的两个小儿子成绩不好,考不上大学,这一家的境遇就更惨了。所以,个人的努力与国家的大势(遇到什么样的政府,有什么样的政策),我觉得缺一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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